(一)

1970年4月24日21時35分，“東方紅一號”衛星上天，在舉國的一片歡騰中，中科院半導體研究所306組的王占國或許不無失落。

三年前，29歲的王占國受國防科工委14院的委托，參與執行“651”科研任務。“651”是新中國人造地球衛星工程的代號，當時全國的人、財、物遇到“651”均開綠燈。王占國主要負責為“651”任務研制光伏電池，協助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發射衛星。

此時太陽能發電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都是前沿領域，王占國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早前曾有科研人員發現，P+/N太陽能電池在空間中運行時會遭遇電子輻射，造成電池衰減，使電池無法長時間在空間運行。1967年，王占國和他的團隊發現N+/P太陽能電池具備更佳的耐輻射性，尤其是高阻的N+/P太陽能電池。在年底召開的電池定型會上，高阻N+/P太陽能電池結構正式被“651”任務采納。

1968年7月至11月，王占國率領中科院半導體所306組團隊完成太陽能電池的批量生產，總投片數5690片，成品3350片，電池成品率為62%。但出于穩妥考慮，“東方紅一號”衛星并沒有采用光伏這項當時最前沿的技術作為電源，而是用了化學電池。

“東方紅一號”衛星最終在太空中工作了28天。11個月后，基于“東方紅一號”設計的備用衛星“實踐一號”發射，這個采用了光伏發電的衛星最終在軌道上運行了8年。

完成科技預研早已離去的306組專家們沒有想到，作為共和國航天事業的功臣，他們無意之中，也成為了中國光伏發電的鼻祖。

1970-80年代，中國光伏開始從“上天”到“落地”。1975年寧波、開封先后成立太陽電池廠，1983年甘肅省自然能源研究所在距離蘭州市40公里左右的榆中地區建設了10KW民用光伏電站，這座如今保存在研究所基地的中國最老光伏電站，經歷了30多年損毀和風吹雨打，功率仍能保持在7KW左右。

(二)

真正讓光伏發電廣為人知的，是施正榮和他創辦的無錫尚德公司。

1988年，25歲的施正榮赴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留學，師從2002年諾貝爾環境獎得主、“太陽能之父”馬丁·格林教授。如果不是1998年中國政府擬建設的一個項目，施正榮也許會成為新南威爾士大學的一名教授，在澳洲的校園里過著平靜安逸的生活。

這個項目就是國內第一套3MW多晶硅電池及應用系統示范項目，中國光伏產業的序幕從此拉開。此后，一批又一批的光伏企業前赴后繼，時至今日，最耀眼的仍然當屬施正榮創辦的無錫尚德。

不得不佩服施正榮的眼光與膽量。2000年，施正榮放棄在澳大利亞優越的生活和科研條件，帶著14項太陽能技術發明專利回國創業。37歲的他拎著小挎包和一臺筆記本電腦在中國內地轉了七、八個城市。每到一個城市，施正榮都會聲稱：“給我800萬美元，我給你做一個世界第一大企業。”

其時，施正榮的豪言壯語更像是天方夜譚。2000年的IEA世界能源大會給出的預測是，到2020年中國的光伏總裝機容量將少于0.1GW。在那個時候，中國的光伏產業尚處于培育期，不僅總生產量很小，而且從技術層面來講，國內光伏產品性能和質量也未達到國際標準。

2001年1月，在無錫市政府的支持下，無錫尚德公司正式組建。施正榮以40萬美元的現金和價值160萬美元的技術參股，共占25%股份，成為公司第一大股東并擔任總經理。2002年，尚德公司第一條10兆瓦生產線正式投產，產能相當于此前四年全國太陽能電池產量的總和。日后轟動全球的光伏巨頭就此從太湖之濱起步。

與此同時，國內光伏行業的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苗連生和他的英利公司仍在苦苦掙扎。這名轉業軍人出身的商人，每天必看央視《新聞聯播》和《人民日報》《河北日報》頭版。1993年，做了十多年化妝品生意的苗連生開始從日本進口散件組裝太陽能霓虹燈。太陽能霓虹燈激發了他對太陽能產業的興趣。“上天把太陽賜予大地，我們就有義務將陽光轉化為能源，造福人類。”

1998年，苗連生正式成立保定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一年后，在合作伙伴退出的情況下，保定英利依然承擔了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示范工程——多晶硅太陽能電池及應用系統示范項目。這是中國首條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多晶硅太陽能產品示范生產線，保定英利也成為了首家步入中國光伏產業的公司。

中國英利產業園

然而令苗連生意想不到的是，這個示范項目通過國家驗收后卻無人喝彩。雖然中國也于2000年前后啟動了送電到鄉、光明工程等一系列扶持項目，通過光伏和小型風力發電解決西部七省區700多個無電鄉的用電問題。

世紀之初，中國光伏產業的兩位大佬都已登臺，但掌聲仍未響起。。

(三)

在那個年代，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才是光伏企業真正角逐的主戰場。

1997年12月，人類第一部限制各國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法案《京都議定書》在183個國家獲得通過。德國成為了先行者，2000年頒布了《可再生能源法》，并于2004年進行重新修訂。修訂后的法案提出：根據不同的太陽能發電形式，政府給予為期20年、每千瓦時0.45-0.62歐元補貼。德國之后，西班牙等光照條件好的國家相繼頒布鼓勵政策，歐洲光伏市場被點燃。

2004年，全球光伏產業迎來全面爆發元年，中國光伏企業也步入高光時刻。

在歐洲市場的刺激下，尚德的組件出口金額在2004年翻了10倍，公司利潤接近2000萬美元。2005年12月，完成了私有化的尚德成為中國大陸首家登錄紐交所的民營企業。2006年1月13日，尚德收盤價為34.02美元，董事長兼CEO施正榮也以23.12億美元的身價榮登中國首富。

同樣是2004年，苗連生的輝煌之路從德國南部重鎮慕尼黑起步，隨后拓展到西班牙、意大利等市場。面對歐洲驟然興起的太陽能組件搶購風潮，苗連生以足球運動樹立英利品牌形象，于2006年為德國凱澤斯勞騰的世界杯球場光伏發電工程提供組件，并贊助西甲球隊，成為光伏歷史上的經典營銷案例。

2007年6月8日，英利在紐交所上市，融資3.19億美元。苗連生也在這一天成為了紐交所成立以來唯一一位在啟動儀式上不打領帶的企業家。他說，他更愿意讓西方社會能就此記住，英利是中國的企業。

2007年，彭小峰成為中國新能源的首富。這位比苗連生年輕九歲的企業家此前長期從事外貿工作，因在歐洲看到了光伏行業的火爆，決定進行二次創業。2005年，彭小峰在江西新余成立了賽維LDK，伴隨著此后100MW硅片產能投產，亞洲最大的硅片生產商就此誕生。僅通過2年時間，彭小峰就將賽維推向美國資本市場，并創造了當時中國企業在美國完成的最大規模IPO的記錄。

與此同時，隨著下游需求的火爆，2004年全球范圍內開始爆發了多晶硅缺貨潮：一邊是不斷創新高的價格，另一邊是不顧一切哄搶硅料的企業，“擁硅為王”成為了當時光伏行業最鮮明的特征。

在2002-2003年，全球最好的半導體級多晶硅售價只要28美元/千克，可到了2008年，太陽能級多晶硅一度被炒到400美元/千克。

剛剛完成融資的中國光伏企業家們意氣風發。

2005年底尚德上市后，施正榮曾說：“從此以后，我再也不會去掙一分錢，我就花錢。”成為中國首富后，他給自己買了近十輛豪車：一輛頂級賓利，一輛奔馳S600，一輛寶馬，一輛路虎，一輛沃爾沃，三輛雷克薩斯，見不同的人就開不同的車。他也曾花20萬美元包一架公務機去參加達沃斯論壇，和美國副總統戈爾共進午餐，和查爾斯王子談合作，雇了6個貼身保鏢。可以說，在成為首富的日子里，出身貧苦的施正榮，得到了他過去渴望得到的所有東西。物質、金錢、名譽，更像是對過去貧窮生活的補償。

面對多晶硅缺貨潮，施正榮選擇雙管齊下。一方面，尚德2006年與美國多晶硅巨頭MEMC簽訂50-60億美元多晶硅合同，合同期為十年。次年，尚德再次與另一美國巨頭Hoku簽訂6.87億美元的供貨合同。另一方面，一家名為亞洲硅業的公司在青島低調布局多晶硅，這家由施正榮幕后控制的公司，獲得了尚德長達16年期限、15億美元的無條件支付合約。

與施正榮不同，在三年供硅合同因市場價格被外企單方面撕毀后，苗連生決定不能再受制于人。2007年9月26日，一個叫“籌糧處”的機構在英利工業園悄然成立，并云集了19位跨國專家團隊。這家日后掛牌為“六九硅業”的機構給了苗連生足夠的底氣，在2009年甘肅敦煌一個10MW的光伏電站特許權招標時，英利報出了0.69元/千瓦時的超低價，而彼時行業內的平均發電成本約為2-3元/千瓦時。苗連生后來經常對采訪者說：“誰掌握了成本競爭的優勢，誰就掌握了新能源的未來。”

彭小峰氣魄更大。江西賽維剛剛創造了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最大規模IPO記錄，募集的4.69億美元給了他足夠的底氣。2008年，彭小峰帶領江西賽維開始了擴張之路，立志向產能世界第一的太陽能多晶硅片供應商進軍。同時，面對高價硅料帶來的誘惑，彭小峰決定在新余市馬洪村投資120億元，建設一條萬噸級的硅料生產線。

從2005年開始，無錫尚德掀起的造富神話在中國光伏領域持續發散。2005-2007年，除了上述公司，還有晶澳太陽能、浙江昱輝，江蘇阿特斯，常州天合光能，江蘇林洋等中國光伏企業陸續登陸海外資本市場。2007年，全球太陽能電池片產量為3436兆瓦，同比增長56%。其中日系廠商的市場份額下降至26%，中國廠商的市場份額提升至35%。

然而，就在中國光伏企業壯志躊躇時，危機悄然而至。

(四)

2008年開始，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歐盟不得不降低政策支持力度，占據中國光伏龍頭企業主要收入來源的歐洲市場開始萎縮。隨著需求的疲軟，2009年多晶硅價格開始暴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從鼎盛的400美元/千克跌至40美元/千克。

禍不單行，2011年美國率先掀起對中國光伏企業的“雙反”調查。2012年5月17日，美國商務部公布反傾銷初裁決定，英利、無錫尚德、天合光能將分別被征收31.18%、31.22%、31.14%的反傾銷稅，未應訴中國光伏企業的稅率為249.96%。隨后，歐盟也發布了對中國光伏企業的“雙反”調查。

2012年，中國光伏產業迎來了至暗時刻。

狂風驟雨下，尚德這艘巨輪岌岌可危。在硅料價格的暴跌下，尚德的長協變成了噩夢。2011年尚德取消了與MEMC簽訂的多晶硅供應合同，賠付了整整2.12億美元。

2012年上半年，尚德的下滑已經一發不可收拾，平均每天都要虧損1000萬元，股價也從頂峰的90美元一路跌破1美元，施正榮的身家也從23.12億美元迅速歸零。2012年8月，尚德欲出售海外資產GSF基金，緩解資金壓力。然而外聘的財務調查發現，一項由尚德向國開行提供的5.6億歐元的反擔保資產并不存在。GSF反擔保騙局成為了壓到尚德的最后一根稻草，2013年3月20日，無錫尚德被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破產重整，一代光伏王者就此黯然離場。

據傳，在2012年9月尚德破產前夕，無錫市政府曾向施正榮表示愿意注資拯救尚德，但需要他以個人資產做擔保。然而，施正榮卻選擇了袖手旁觀，“我有這么多的職工，你不救我，我就要關門”。當然，后來施正榮也解釋，當時自己已經從尚德離職，沒有理由擔保自己的財產去拯救尚德。

英利也受到了巨大沖擊，其股價從高點的415元迅速跌至25元。但苗連生卻不想像施正榮那樣抽身離開，他甚至將全部身家壓上，繼續為英利輸血續命。在行業景氣度的急劇變換下，英利在2015和2016年分別面臨10億和14億的債務違約，在后來回憶的文章中，這位越戰老兵將這幾年英利遇到的困境稱之為“天大困難”，“過得實在太不容易了”。但在這樣的困難下，老苗依舊不愿意通過大量裁員來緩解資金壓力。2016年7月，苗連生辭任英利集團董事長。退休后，他將起居室搬到廠區最深處的一棟小樓里，每天仍舊通過大量閱讀來獲取外界信息，繼續為英利把脈。

從2009年開始，彭小峰原計劃一年收回成本的硅料產能就變成了沉重的負擔。2012年，由于產品滯銷加上一輪超百億元的重大投資錯誤，賽維LDK的負債總額攀升至270億元，負債率突破100%，公司開始大裁員，供應商紛紛登門討債。2012年11月，為平息局面，彭小峰被迫辭職，將賽維LDK的CEO佟興雪推向前臺，善后工作由當地政府接手。當地政府維持了兩年，也解決不了債務問題，只好運作賽維LDK破產重組。

這家2010年營收超過200億、全球出貨量最大、盈利能力最強的光伏企業，在行業急劇變化下受傷最深。事后，彭小峰說：“你想過上最好的生活，就一定會遇上最強的傷害，這個世界很公平，你想要最好的，就一定會給你最痛。”

(五)

西方不亮東方亮。

面對美歐“雙反”的壓力，中國政府加大了對光伏產業的支持力度，這也為我國光伏企業調轉船頭回歸國內市場提供了條件。

2012年7月，政府出臺了《太陽能發電發展十二五規劃》，將2015及2020年裝機目標進一步提升至21GW及50GW。同年10月，國家電網發布《關于做好分布式光伏發電并網服務工作的意見》，開放分布式并網時間，全面支持分布式能源發電。此后的若干年中，度電補貼、光伏扶貧、領跑者工程、戶用光伏、綠證交易等政策先后登場。

艱難時刻，中國光伏企業也展現出了足夠強的韌勁。一批企業倒下去，又一批企業站了起來，而且憑借技術升級，它們站得更穩。

光伏產業，從上游到下游大致可以分為硅料、硅片、電池片、組件和電站。時至今日，在這些細分行業，已出現了一批掌握先進技術的龍頭企業。

多晶硅料的技術進口替代革命率先爆發。國內多晶硅產業發展始于四川，出現了如峨眉半導體、新光硅業、樂電天威等企業。但在那個時候，多晶硅技術主要被美國、德國、日本幾家大廠壟斷，中國既沒有規�；�生產的核心技術，也沒有關鍵設備。面對海外的技術封鎖，很多早期進入多晶硅產業的企業，多是轟轟烈烈而來，偃旗息鼓收場。

而改變這一切的，是朱共山和他的協鑫集團。

1958年，朱共山出生在蘇北鹽城市阜寧縣東溝鎮農村，在家排行老三。雖然偏居一隅，但東溝鎮歷史悠久，且“軍中有將校、政界有要員、商界有巨子、學界有鴻儒”。1990年，朱共山從老家江蘇鹽城輕工局的自動化成套設備廠辭去廠長職務下海經商，并在上海創立了協鑫集團的前身——上海協成電器成套廠。1996年，協鑫集團迎來第一次調整發展年，朱共山開始向熱電領域布局。其后十年間，協鑫步步為營，陸續建造了20多家電廠。2007年，保利協鑫整合了10多家電廠資產成功登陸港股，朱共山也開始被冠以“民營電王”的稱號。

“發跡于熱電，聞達于光伏”。2005年，朱共山偶然接下一個被原股東拋棄的多晶硅項目，開始進軍光伏產業的上游原料領域，并于次年成立江蘇中能硅業。2006年6月，江蘇中能第一條1500噸多晶硅生產線于徐州三孔橋區開工，此后公司又于2010年涉足硅片領域，協鑫集團也迎來了第二次戰略調整年。

2009年，保利協鑫以263.5億港元收購江蘇中能的全部股權。2011年，協鑫集團成長為全球多晶硅料及硅片龍頭。朱共山用5年的時間實現了從“民營電王”向“世界硅王”的華麗轉身。

2010年，當業內同行還在為多晶硅料價格從400美元/千克跌至40美元/千克而惆悵時，朱共山在保利協鑫的年報中向全球宣布：“公司硅片產能提前達到3.5GW，多晶硅料產能達到2.1萬噸。通過美國研發中心和江蘇中能的緊密合作，多晶硅項目完成了多項重點技術改造，多晶硅生產成本已降至約22.5美元/千克。”

雖然在2012年美歐“雙反”下，協鑫集團依然受到了沖擊，但憑借著在多晶硅領域的持續浸淫，公司生產成本不斷降低，競爭優勢得以強化。2013年保利協鑫還虧損5.22億元，但2014-15年凈利潤快速增長至15、24億元，公司成為了市場上為數不多率先走出“雙反”陰影的企業。

硅片環節技術革命的代表企業是隆基集團。

1990年5月在即將從蘭州大學物理系畢業的前夕，李振國和鐘寶申兩人在校園內邊散步邊討論畢業后的人生規劃，當走到校園內蘭大老校長江隆基的雕像前時，兩人漸漸心意相通，相約在條件具備時要共同干一番事業。

2005年，在吉隆坡“雙子塔”旁，已經將自己的磁性設備公司做到世界領先地位的鐘寶申，接到老同學李振國的越洋電話，“我的印象特別深，我們講了很長時間的。他與我溝通了想購買一批美國二手單晶爐的想法，并談到光伏領域可能的機會。最后我跟他說，等我回來。”鐘寶申至今對那個改變他人生軌跡的越洋電話記憶猶新。

2006年，鐘寶申來到西安與李振國一起創業，公司名隨之改為西安隆基。為此，他們還專門征求了江隆基校長女兒的意見。

這家位于我國西北的公司，從成立之初就堅定地走屬于自己的路。這或許與李振國的性格有關，從畢業至今，他的工作就始終圍繞著單晶，按照他自己的話說，以后也只會做單晶，不過唯一的改變就是將單晶從半導體應用，轉移到光伏發電領域。

隆基的發展具備明顯的“逆周期”特征，這或許是公司成功的原因之一。2006-2010年光伏行業高速發展時，隆基選擇潛心鉆研技術，成長速度低于行業速度;在多晶硅缺貨潮時，其他光伏巨頭紛紛選擇與海外企業簽訂長協，隆基卻堅持現貨采購，成功的規避了風險;在2012年行業受“雙反”沖擊迎來寒冬時，隆基卻逆流而上登陸資本市場，即便受無錫尚德拖累，成為A股首例上市當年即虧損的企業，當年隆基依然在行業破產潮中完成了單晶硅片和硅棒的擴產。最為重要的是，在多晶占據光伏硅片領域霸主地位的很多年里，隆基憑借在單晶的布局，向舊的技術率先發起挑戰。

相比多晶，單晶硅的晶體結構相對完美，就好比一個基因優良的孩子，本身體質就好很多，這些優勢從根本上決定了單晶硅是高效晶硅電池最為理想的晶體硅材料。然而，單晶作為半導體領域的主流技術，在2015年以前卻因成本被廣為詬病。

然而，金剛線切割工藝的突破為單晶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契機。這種新型工藝的切割速度較傳統的砂漿切割可以快2-3倍，機器產能提升幅度超過1.5倍，同時硅片可以切得更薄，使得單晶硅切片的耗材大幅降低。

早在2014年，當金剛線切割還尚屬新鮮事物、充滿疑慮的階段，隆基便對這種新型切割技術展開研究。通過持續的研發投入，隆基于2015年全面推行金剛線切割技術，全年硅片產品非硅成本同比降低21%。

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2012-17年，隆基研發投入從0.84億元增長至11.08億元，2017年底新上項目非硅成本不高于1元/片，凈利潤也從-0.55億元增長至35.65億元。

2019年8月28日，隆基成為了首家市值超過1000億元的光伏企業。

相比于與硅料和硅片，在技術的迭代下，電池片環節的競爭更為慘烈。這主要源自來兩點：一是行業的技術迭代較快;二是企業的資本投入較重，轉頭困難。2016年，隨著瑞士企業梅耶博格推出相關生產設備，光伏電池片步入“PERC技術”時代。

曾經讓晶澳、天合、阿特斯這些電池龍頭企業盈利的老產能，在新技術的沖擊下成為了拖累。反而像愛旭這樣的后來者，卻能夠憑借PERC工藝成功實現“彎道超車”。這家沒有任何鋁背場產能的公司在2016年才實現1GW電池片的出貨，2018年PERC電池片出貨量卻名列全球第一，且成功借殼上市。

另一家受益于PERC技術迭代的是通威。1983年，四川省每年人均只有不到一斤魚的消費量，春節時成都市的豬肉價格是0.99元/斤，但是鯽魚卻賣到了12元/斤。那一年，19歲的劉漢元在水電局機關從事科研工作，發明了渠道金屬網箱式流水養魚技術，創造了當時四川單位面積養魚產量的最高紀錄。1986年，劉漢元在眉山成立了通威集團的前身——漁用配合飼料廠，并逐步成長為全球最大的水產飼料生產集團。2010、2011年，通威集團分別成立通威太陽能合肥公司和成都公司，跨行業布局光伏領域，目前已在硅料環節躋身第一集團，電池片環節產能位居國內第一。

在PERC的浪潮下，通威不僅制造出了高質高效的電池片產品，同時將成本做到全行業最低。去過通威工廠的人大都對這家以農業和光伏為雙主業的公司充滿敬意，主要來自于后者智能化、自動化的生產模式和先進的管理方法。目前，通威將電池片的非硅成本做到比競爭對手低三分之一左右;同樣產能的電池片生產線，通威能夠做到持續滿產甚至超產。

(六)

2018年5月31日，國家能源局發布的《關于2018年光伏發電有關事項的通知》，將下半年光伏發電規模壓縮到原來的三分之一以下，且要求6月1日立即執行，政策補貼下調的力度和速度都遠超預期.新政伊始,光伏行業多家上市公司股價連續跌停，市值損失最高達3000多億。

光伏行業一夜之間步入寒冬。可喜的是，中國光伏產業經受住了考驗。

2018年，在光伏全產業鏈普遍降價30%以上后，中國光伏組件性價比進一步提升，海外需求多點開花，中國光伏產業全產業鏈已具備國際競爭力。全行業當年產值超過4000億元，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在全球光伏產業各環節中，中國產能占比均超過一半：硅料(55%)、硅片(87%)、電池片(69%)、組件(71%)，前十大企業中國公司的數量分別為：硅料6家、硅片10家、電池片8家、組件8家。

通過一代代中國光伏人不懈的努力，光伏電站的成本從每瓦幾十美元下降到幾十美分。

中國的光伏已經成為了世界的光伏。

從1998年開始至今，20年的時間里，中國光伏產業從無到有，既是一曲跌宕起伏的壯歌，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

它野蠻生長，充滿活力與激情。草根創業者、海歸精英、院所教授、政府官員紛紛登臺。

它大起大落。見證了多家家企業起于微末，迅猛崛起到笑傲于全球，卻快速黯然離場。

持續與慘烈的國際競爭，已將它錘煉成最終全球光伏行業的強者。

在這一過程中，民營企業一直是絕對的主角。它們前赴后繼，勇往直前。中國光伏產業的成功，既是我國民營企業的自我證明，也再次表明：只要產業政策對不同所有制一視同仁，民營企業終將會從幼苗，長成參天大樹，共同為行業發展撐起更廣闊的藍天。

(七)

2019年1月9日，光伏平價上網政策正式出臺，這項政策具備深遠的意義，因為它標志著中國光伏產業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階段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在行業發展的推動力上，政策波動的影響在趨弱，而技術進步的影響在加強。

我們曾測算過，要想實現全國大范圍的光伏平價上網，地面電站的建站成本還需要降低約30%，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核心路徑，必定是技術升級帶來的降本增效。曾經的光伏產業“擁硅為王”，在新的時代，光伏產業將“擁技為王”，得技術者得天下。

2019年7月26日，山煤國際宣布與鈞石能源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擬共同建設總規模10GW的異質結電池生產線;

2019年8月16日，中環股份推出12英寸大硅片，旨在進一步降低光伏發電的度電成本。隨著政策逐步退補，技術升級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正被整個產業拔向新的高度，新的傳奇或將應運而生。

中國光伏行業已經經歷過20年的風云變幻，如今傲立于世界之巔。站在當前時點，我們不必為錯過“往事”而遺憾，因為在技術進步的持續推動下，更加浩蕩的畫卷正徐徐展開。

參考文獻：

《光伏的世界》

《光伏首富沉浮錄》

《單晶光伏世界龍頭怎樣煉成的?》

《中國光伏發展史》

《通威的光伏十年》

《專訪：能源大鱷朱共山》

(關鍵字：光伏)